1986年的10月31日，也就是蒋介石百年诞辰前夕，宋美龄特地从美国回到台湾，并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名《我将再起》，副题为“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文”。文章内容其实没有什么太突兀的地方，而且，早在大陆时期，她也曾经以同样的篇名，发表过几篇文章。然而比较敏感或是对蒋家内情略有体认的人，就会察觉到，宋美龄和蒋经国之间可能有什么问题存在，否则，明明“江山”都还是蒋家的，为什么会说“我将再起”这样的话？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经做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惑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名义上选任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相当有限。他们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是不是能像从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在蒋经国病故后，当一个不恋栈的过手“总统”，充满了怀疑。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度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是心存同意，但是，她又何尝有力量能左右蒋经国？

    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为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也是用危颤颤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

    机会不会等待被动的人，“宫廷派”人士对国民党权力布局的忧虑和噩梦，果然成为事实。一个新的台湾时代隐然成型。蒋家的威权，就在宋美龄的弹指之间溜走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毫无预警的状态下，离开人寰。他的死，给国民党的统治阶级制造了长达五六年的内部权力斗争——所谓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斗争。

    在这场权力斗争兴起之初，宋美龄在当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

    李登辉在党内权力斗争最表面化的时刻，去士林官邸，要求取得宋美龄为代表的“宫廷派”人士的支持，并且对宋美龄女士表明其尊重的态度。

    但是，宋美龄身边出主意的人，却给李登辉来了一个排头吃，让他在士林官邸的楼下，足足等了近半个小时，才见到宋美龄。

    尽管如此，依照法律，宋美龄应该享有的去职“总统”遗孀的待遇，诸如每月薪俸的支领问题，还是得经过李登辉的批准。

    宋美龄也知道李登辉有求于她的现实性，她在前一次和李登辉晤面时，就打蛇随棍上地对李登辉要求:“你是知道的，经国在的时候，‘总统府’每月都会按时给我一些经费，现在经国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还会给我这笔经费？”

    当时的李登辉，在国民党核心人士的心目中，不过是趁时势而坐上“总统”宝座的，根本不是凭借在这个党的内部，经过漫长的权力斗争和内部的权力整合，才换得的成果。所以，当蒋经国刚死，李登辉权力还不稳固时，包括“宫廷派”人士都认为，必须把李登辉定位为过渡“总统”，再加上宋美龄在国民党的十三大全会上，宣读了著名的《老干新枝》一文，这篇文章被视为是所谓的“宫廷派”人士全力反扑的宣言。然而，事实证明，宋美龄的“老干新枝”论的效应，只延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而且这种效应的扩散，影响范围实在有限。主要的原因，乃是出在宫廷派人士不能和非主流人士有效结合，彼此之间的团结意识不足，始终无法凝聚整合成有力的集团。加上当时的“宫廷派”人马中，仍不乏像宋楚瑜这类出身宫廷却倒打宫廷一耙的 “异类”。人人猜忌、人人自危的情境中，宋美龄又不愿出面纠合同志，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宫廷派”在当时的权力争夺中，终于成为弱势团体，遭受排出权力核心的命运。

    1994年9月，当宋美龄结束探视孔令伟病情的行程，搭机回美国时，她亲手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 《INGODWETRUST》——信仰上帝——的书，充分说明宋美龄晚年完全心向宗教，无意政治的内心世界。宋美龄此一动作，把以往所有传说中的风风雨雨粉碎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