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以后，我们知青每天早出晚归，学习干农活，很晚才收工，晚饭后还要参加生产队组织的政治学习。在那段时间里，我学会了割苇子、打苇帘、叠埂子、插秧等农活。虽然又苦又累，但我不怕，拼着一身力气，与当地女孩子比着干。于是我被树为知青标杆，享有最高工分。不知哪来的那么一股革命劲头，我的精神高度亢奋，每天干完活还要坚持写日记，写感想，生活过得很充实。没过多久，队里发现我的字好，文章不错，就让我担任报导员。那时，虽说处于文革的中后期，但人们警惕性还是很高，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只要发现有“敌人”搞破坏，或谁有反对“最高指示”的嫌疑，队里马上就要组织揭发、批判。“口诛笔伐”的材料理所当然地就交给我来写了。有时，某人 一句随意的话或无意识的举动，就会成为挨批的对象。就这样，在生产队干部的指示下，一篇篇无限上纲的文章就从我手里出笼了。而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白天干最重的活接受改造，晚上还要关在队部里写检查，接受群众批判。回想当时那些无知、无情的“积极表现”，我真感到无比的愧疚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