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于书法，犹如我之于文学，是一个不了的情结。在文学与书法愈来愈边缘化的今天，我不敢自我标榜为执着，只能说自己是太有点不合时宜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开始接触书法也是因为写对联。父亲尽管自己识字不多，但父亲很敬重读书人，也十分重视我们的文化教育。在那个工分就意味着口粮，有知识的人曾被称为牛鬼蛇神的年代，读书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我们是我所在的村子里唯一一家兄妹五人都读了书的家庭。其时村子里有一位同族的叔伯，是文革前的师范生，也是大哥和二哥的启蒙老师，写得一手好大字。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是这位叔伯老师最忙，也是最风光的时候——几乎是每家每户都轮着接他作客，他则红光满面地每家每户地写春联。我们家也找过叔伯老师写春联，那是大哥还没上高中的时候。后来大哥上了高中，父亲就鼓励大哥自己写。大哥会写的时候，几家和我们比较亲的本家就开始叫大哥写，人们在称叔伯老师为老先生的同时，称大哥为小先生。但这一来，小先生无形中便抢了老先生的“美差”。有一年，大哥因为有事到了腊月二十几还没有回家过年。这可急坏了那几位本家，眼看着过年一天天的临近，春联还没有着落。应付完一天一两个来家里打探的叔伯兄弟，父亲急得直搓手。我那时已经读初中了，之前给老先生和小先生都倒过墨汁，也替他们牵过纸。已经会折五字和七字的对联，他们的一招一式以及每年都写的几幅对联我都记在心里，只是从来没有动过手。见到父亲坐在锅么口，一筹莫展的样子，我怯怯地对父亲说，让我来试试。父亲欣喜地点了点头。

这一试，试出了个任务，就是年年腊月，村子里有近乎一半的人家的春联都得由我来完成。有时有的人家还没有决定让我来写，父亲就亲自登门通知人家，说小儿子回来了，春联还没写的话，可以叫小儿子给你写。尽管这是贴工夫，有时甚至还贴墨汁的赔本生意，但父亲却不以为然：人家无偿地送纸给你练字，不是天大的好事！？我每每写春联的时候，父亲都在一旁指指点点：这个字不好，写糊了；那个字不是这样写的，我看老先生就不是这样写的；写字写到家，难写飞凤家；写字要直粗横细，一笔一划，中矩中规的，别还没学走就学爬；草字不上帖，神仙认不得......父亲一边牵纸，一边念叨着这些他自己道听途说的关于写字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我则每每都按照父亲的意思来。每年整个腊月，我都看到父亲的脸上荡漾着欣慰的笑容。

后来在省城读书，学校组织学生书协，我也报了名。这时才知道有书法这个概念。才知道有柳公权，颜真卿，王羲之等历史上海量的书法大家。在协会的组织者据说已经是省书协会员的戴维海老师的要求下，我们一批刚加入协会的新会员开始临帖。当时条件很艰苦，七个人一个寝室，只有一张写字台，不可能让你一个人长期的占着；教室里两个人一张课桌，刚刚能放下两只手，更不可能由着你来肆意地写字；再就是不喜欢书法的其他同学，会将墨汁的香味理解为臭鸡蛋的味道，一个劲地埋怨。除了没有地方，纸张也成了问题，一开始我们在一些旧书上写，后来旧书写完了，就到学生科去蹭旧报纸；再后来，我写了封信给我在公铁联运上班的姨侄女，她用一个包裹，一下子给我寄来了二十斤的旧报纸。当晚，我与同样也喜欢书法的嘉山同学段凤标乐得一宿没睡。第二天，两个人商量着，撬开了教学校七楼一间堆满了课桌的教室，腾出了两块地方，一人一处，每天中午别的同学午睡，我们就去练字。直到第二学期被教务科的科长发现，告诉了我们的班主任，挨了一顿批后，我们才作罢。四年枯燥的中专生活，因为有了书法，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到工作单位后，单调的工厂生活，又让我提起了笔。但那时是典型的一曝十寒，打一天鱼，晒三天网。一是因为工作的忙闲影响。工厂生产是季节性的，忙来天天都有可能加班，时常还要值夜班。二是扑克麻将风盛行。我那点高古的爱好，渐渐开始不入流了。我还没来得及改变周围的环境，很快就周围的环境同化了。我经常被同事从写字台拖到麻将桌上，再后来我自己也乐此不疲了。三是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写几个破字，能值多少钱？因此，不到贴标语，写春联的时候，我的那些笔墨，大多数时候都成了个摆设。

后来，国企改革。与妻子商议，开了一片小店，跟妻子轮流换岗。小店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生意。闲的时候，我贼心不死，把笔墨纸砚又搬到了办公桌上，有人的时候就做生意，没人的时候，就写写画画。加之其时与耀庭，曼公，陈靖，露野等一帮朋友交游，在惊羡他们一手飘逸的书法的同时，被他们的那一份坚守所折服。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知道在我这个年岁，再想在书法上有所作为，无异于梦想天开。但踏踏实实地临一两本帖，把字尽量写得中规中矩些，让看的人感觉舒服些，让自己有些许的成就感，我想我还是能够做到的。

不期成名成家，但求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