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道，我们有时很难说清楚人与人之间是怎么一回事，也很难用“好”和“坏”去给人下结论——我不知那是因为人的复杂，还是因为我们评判标准的似是而非。

而韩老高就是这样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人。

他为人豪爽，衣袋里边有几个钱的时候，他是大爷，朋友们三天两头杀馆子，他掏钱比谁都快。他的关系广，认识一些生意上的朋友和政府里的官员。一次，县组织部要招一个文案，而组织部长是他的同学，于是，他主动要帮我引见，但因我还不是党员，便只有作罢。后来，他经常鼓动我写《入党申请书》，说这个东西在关键的时候还是管用的，可惜我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入党。

但韩老高豪爽中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粗鲁、是傻气。

他曾当过镇中心校的教导主任，后来因一个村点校差校长，找到他，他便欣然上任。但他打理学校就像管自家的小孩，喜欢说一不二，而现在的老师嘴皮子上都挂着些道理，对现实也常常牢骚满腹，所以，韩老高的权威常常遭到轻视。遭到轻视的他便如一头怒狮，会甩衣服拍桌子，大有帝王之威。一次，还惹得一教师提了菜刀，要与韩老高一决雌雄，好在有大家的扯胳膊吊膀子的围劝，方才罢休。

韩老高的傻，主要体现在他对做生意朋友的过度轻信。九十年代初，有朋友要办什么厂，缺少资金，找韩老高想办法，他二话没说，找关系到“农业合作基金会”贷了三万元的款，给朋友送去。没想到那厂子办垮了，那钱便打了水飘。最恼人的还是，他的朋友为了避债，东躲西藏的，显得就有些不耿直。

一个穷教书的，有几个钱能可以折腾呢？所以，之后，韩老高有过几年的讨债生活。这时，欠款的成了大爷——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手拉手跳长江都无所谓。一次，他打听到欠债的在某地看管果园，便请我在馆子里喝了酒，冒充便衣警察，要去吓唬一下。不知那人是怎么知道我俩去了，我们爬上坡，人家早顺坡跑掉了。

钱永远没要回来，因为那人被查出得了肺癌，韩老高便失去了讨债的心思。

但镇上“农业合作基金会”的贷款却是要还的，开始还催得不紧，而在一九九八年，全国都要取缔“农业合作基金会”这一机构，那钱便非还不可了。于是惊动了学校，封了韩老高的工资，每月只给留一点生活费，再加上从亲戚那里挪了一些，方才在退休前还清了贷款。

退了休的韩老高也没有“夕阳无限好”，因为不久便查出他得了脑瘤，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疼痛折磨得他生不如死。

在韩老高临去世前，我去看过他。那天，他的面色很好，他还不住地念叨，说等病松了，要请去看过他的同事们吃饭呢。

在那年的春节过后，韩老高走了。因我去了重庆，没有能见他最后一面，但却听说，在他逝世前两天，还有人找他要过账，据说，韩老高还欠人家二千五百元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