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曾去清华搞了个讲座。我有感而发提出了“边疆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当时还颇引起了听众的一些反响。后来因为时间太紧张，工作也忙碌，就没有仔细地把这个问题深入地思考和展开。现在，也没有形成我所要写的主题文章。想起来，真是懊恼……

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在下面这些过去与现在的帝国/国家中，都面临着边疆治理的问题秦（匈奴）、西罗马（日耳曼）、东罗马（阿拉伯、突厥）、盛唐（安禄山）、宋（辽、金、西夏）、明（满）、奥斯曼（巴尔干）、苏联（东欧、中亚）、中国（藏独、疆独和台独）。

我的一个比喻是，治理边疆通常的两种结果与影响：“击败突厥”或者“安史之乱”；显然，对于我们这些中原人来说，谁都不愿意看到"安史之乱"。

通过对比古代与近代的边疆问题，不难发现，在过去的冲突主要是不同生产方式的斗争；而在近现代则表现为种族-民族主义；无论怎末说，边疆不稳，最终都会祸及中央。这一点是很明朗的，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特别是对于埋头发展的民族来说，往往忽视那些在大多数人看来非常遥远的事情。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哲的警示，值得我们牢记啊！

这两天，地震的事情占去了大部分的头脑。连比较深入一点的书都没法去读了。索性拿来一本较通俗的历史读物来看。结果还真是被吸引住了。这就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格鲁塞的《伟大的历史：5000年中央帝国的兴盛》。这本书里有很多说法、写法都不同于我们中国人自己书写的历史。我在以前的博文中曾经谈及意识形态与历史书写的问题，我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只是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罢了。比如，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凭什么就先天地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判定农耕生产方式就一定比游牧更为优越呢？凭什么我们就断定人家是野蛮的，而我们的是高级的、文明的？如果说古人囿于种种条件有这个看法，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们现代人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为什么依然不自觉地还去延续那种并不见得很高明的史观呢？

格鲁塞在赞赏汉人的伟大之时，提出了对汉人生产方式的一个看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洲，基本而实质的利害关系，远不是政治的此消彼长、盛衰兴替，而是一个勤劳民族对浩瀚无边的处女地的征服，在这条政府之路上，他们之发现了一些半游牧的族群。这场奋斗中最艰苦的部分，便是对大自然本身的抗争：清理蛮地荒土，砍倒原始森林，驯服大江大河，到处开拓耕地。”（p. 17）

根据格鲁塞的看法，这种农耕生产方式的扩张早在商代中期（公元前14世纪），我们的先民就已经“越过中原的边界，到那些‘蛮夷’当中去开垦新的耕地，他们已经征服了这些蛮夷，要么同而化之，要么战而胜之。”而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现代。直到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为了环境，在有些地方需要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或许，从这个方面来说，这是后工业化时代对前现代生产方式的否弃。（但我们仍然需要知道，我们目前还在考虑“海外屯田”，看看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我们的自给自足渐渐会受到威胁，需要在海外开拓土地，来养活国内的人民。这是我们发展的极限之标志。）

其实，在“中心-边缘”的关系中，边缘的挑战在以往经常会取得胜利。比如，我们说《封神演义》中武王伐纣其实就是代表了西北边缘对中原的胜利，用格鲁塞的话来说就是：“是边境居民及西部高原流域的拓荒者对骄奢淫逸的宫廷和中原富足的耕种者的胜利。”（pp. 18-19）粗犷、简朴战胜了奢华炫目，这很好，其实，也可以看做是战士品格对文人风气的胜利。不过，周人入主中原之后，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也丢了战士品格。

这样的历史告诉我们，可以说，在我们自己的血液中既有中原的因素也有边缘的因素。最终形成汉人的，在早期的历史上，其实是有很强的战士品格的。到了战国时代，中原人继续不断地面对北方游牧部落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采用匈奴人的战术策略，他也组建了一些骑马射手团队。”同时，在后来统一了中国的秦国，“不仅装备了骑兵，而且还组建了轻装备步兵。”（p. 41）这样，“秦国的士兵是各国中最骁勇好战的，他们只凭自己砍下的敌人的头颅来领取军饷。”这与我们通常描写所谓北方蛮族的做法毫无二致。这其实也是我们的祖先。

在边缘的周战胜了商，在边缘的秦，战胜六国而统一中国。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在中原腐朽而堕落的时候，边缘的简朴就成了一种扫荡性的力量。我们的先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反反复复的交融过程里。然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是，无论哪个民族或者国家最终入主中原，它就必须面临来自边缘的挑战和压力。这种压力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真正消失过。秦始皇的首要任务就是地域匈奴人。为此，他继续扩建长城。并在不断进行的残酷战争中，效法蒙古人的作战方法，在艺术上也收到了匈奴和西伯利亚的影响，我想，格鲁塞对这个方面的痴迷，或许在于赞赏中国人的开放态度，以及仍然保存在血液中的那种尚武的节奏和韵律感。也就是说，中国人还没有文弱化。

尽管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但天生文弱又爱好和平的文士仍然在秦帝国二世而亡之后延续下来。秦国彪悍的风格，在汉朝逐渐出现松动，但基本未变。我们看到，汉高祖刘邦是一个“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人。虽然刘邦曾经为了讨好那些帮助他登上皇位的人，把这些人分封为贵族，但很快又开始一个个除掉他们。刘邦本质上是一个不喜欢文士的皇帝：“老子马背上大天下，读这些诗书有甚鸟用。”也就是说，刘邦表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普遍蔑视。在刘邦之后，他的几个子孙却开始表现得像儒家学者，拜服在文士们的道德说教之下。

格鲁塞可以回避了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个史实。他说，汉武帝是要利用文人学士，使其逐渐发展成为官僚阶层，并一次来取代贵族阶级。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汉武帝决不是个文弱皇帝，他经历充沛，活力过人，是一个不可能被别人驾驭的人。从对外政策上来说，汉武帝采取的策略是征服。这仍然是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斗争。汉人的胜利，保护了耕地的增长，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匈奴人的牧场。

间接害得司马迁被宫的李陵之战败，使汉武帝大怒。然而，这个战败，在格鲁塞看来，却成了儒家文士反对战争，标榜其和平主义倾向的借口。不过，格鲁塞写到这里的时候，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鄙夷心态，因为，他认为，这标志着古代中国的尚武气质开始被从内部战胜了：“由于文士们的轻视，戎马生涯被视为下等职业的那一天终会到来。”（p. 67）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有一次表达了对儒生的反感态度：“俗儒不达时宜，好是故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然而，文人最终还是逐渐取得了胜利。宫廷生活日渐奢华萎靡，文人务虚而不谙实务的风格对有边患的国家是一种贻误。最终，公元9年“王莽篡汉”就标志着文人党的胜利。不过，王莽这个乌托邦主义者很快就因为各种错误的政策而是国家陷入了混乱，各地反叛频仍。最后，汉室后裔刘秀重建汉朝，是为东汉，刘秀就是光武帝，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和一位深受欢迎的领袖”。刘秀注定要重建中国在东亚的雄风。尽管文人的影响日增，但延续在汉民族血液中的尚武气质在很多个人中毅然强大。

在司马迁之后书写了伟大史书《汉书》的班固，虽然是一个文人，但他弟弟班超却是一个有着果敢精神和勇武体魄的杰出将军。文人儒生认为边疆离中原那么遥远，根本不值得去经营，他们甚至又以惯常的论调去引证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不去经营什么边疆，也一样过得很好。

班超是一个有着伟大实践精神的传奇军事将领。他的足迹踏遍西域。他指出，文人们所诟病的边疆治理与远距离作战，其实是一项富有远见的防卫政策，简单来说就是以攻为守，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中国免受匈奴人周期性的攻击。班超相当熟悉边疆地区的情形，多次出险招，并频频得胜，为经营西域立下了汗马功劳，并被授“西域都护”，被封“定远侯”。格鲁塞说：“这位汉人征服者成了中亚事实上的总督。”（p. 87）

班超死后，汉人在西域又开始遭遇挫折，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那里的汉人官员，对当地环境几乎一无所知。儒士们又开始聒噪放弃西域的论调，这个时候，班超的儿子班勇提出与乃父相似的看法：“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诚哉斯言！

历史已经证明，对边疆的经营和治理，必须采取主动姿态，不能放任不理，在古代，这是两种生产方式交界之处不可避免的斗争。即令积极经营，尚有失败之时，若听之任之，则势必祸乱中原，倾覆中央王权，其经验古往今来仍历历在目，不可须臾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