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文革 30

红小兵。由小学生组成的造反组织。1966年文革开始，一切既有党政系统、群团组织都被认作是党内走资派所操纵的官僚化御用工具，缺乏革命性，群众自发组建的造反组织才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小学生受大、中学校红卫兵的吸引，仿照他们的做法，绕过少先队（被称作缺乏革命性的“全民队”），组织了红小兵；最早由北京香山路小学发起。

红小兵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附和大中学红卫兵的口号和行动，配合小学教师中的造反组织，批斗学校的领导、教师──被称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因此他们还不能在文革中扮演有影响的角色；但它仍构成了当时紧张、恶劣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参加红小兵组织也要贯彻所谓“阶级路线”，“出身好”的孩子可以参加，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的都会受到限制。班级单位由“班”而改成了“排”、小组升格为“班”了，原来的班长变成了排长、小组长变成了班长。

 1967年2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追认了这一既成事实，“小学可以组织红小兵”。

 在小学校中取代少先队的少年儿童组织。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这份材料认定“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红小兵团是少年儿童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作为法定的在小学范围内取代少先队的制度化的群众团体，历时11年。

 其组织发展比少先队更讲究阶级路线；日常活动内容、形式更加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建制以年级为单位组成红小兵连（下设排、班）；标志为印有“红小兵”字样、红底黄字的袖章。

   1978年10月27日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决议，少年儿童组织仍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撤消了红小兵。在恢复少先队的时候，凡是过去的红小兵，以及14周岁以下的红卫兵，都全部转入少先队。

   参加红小兵组织的小学生，其外貌特征同红卫兵。他们热中于一些形式主义的“革命”活动，如在公路上到处设关卡，挡住行人，要对方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放行。作为小留学生被外交部派到美国学外语的洪晃，就是红小兵。

   红卫兵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崇敬、忠诚、追随，以此自称的谦词：“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在西藏拉萨有西藏歌舞团、话剧团、藏剧团、秦剧团、豫剧团和西藏军区文工团，还有不计其数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在拉萨街头载歌载舞，向广大“翻身农奴”激情洋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为了让“翻身农奴”表达对毛泽东的无限感激，人人高举红宝书、语录牌，或者用哈达装饰的毛泽东画像。

   顾阿桃。(1914—1998) 江苏省太仓县人。祖辈是渔民，没读过书没文化。嫁给一位贫苦农民，生育有四儿一女，全家拥挤在一间半草屋内苦度生涯。 

   顾阿桃记忆力强，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到处有人她请到各地传授学习经验。因为不识字，请人画示意图利用“看图说话” 被树立成为讲用心得体会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一个新型农民”。

   1966年被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在**城楼上，她曾双手送给毛主席一份她的看图讲用稿。1969年，当上了中共“九大”代表、不脱产的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地区县的领导成员。每次运动都有记者采访她，报上都有她配合政治时事、紧跟中央的表态性发言，作为社会动员的符号、样板。她的例子，被引用来证明“毛泽东思想已经在我国七亿人民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毛泽东思想培育着革命化的新人”。1976年免职回乡，重新务农。

   一位目不识丁的农妇被利用、树为“学毛著标兵”的“顾阿桃现象”遭到人们的批评。有副对联讽刺说“顾阿桃指点陈寅恪做学问，甫志高教导许云峰讲气节”，虽然缺乏同情的理解、宽容，却表达了一种对文革“一切被颠倒”现象的引起普遍共鸣的谴责。

图为毛泽东毛泽东接见顾阿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