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小小的餐桌上，她总会为我端上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热腾腾的饺子和酸菜猪肉。我父亲下班时间很晚，所以她和我常常独自吃饭，而我会催她继续她的故事。

　　她告诉我，她和我父亲在1977年相遇，那时他们都24岁。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因为在农场工作出色，她获准回到了沈阳。她刚开始工作，在自动化研究所做接线员，我父亲则在一家工厂里上白班。父亲梦想成为专业音乐家。他拉二胡，中国最流行的传统乐器。在传统乐团里，二胡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乐团的小提琴。在文革期间，音乐学院都关门了，他无法实现上音乐学院的梦想，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在一家杂技团乐队里演奏，有时也和杂技团一起巡回演出。然而那份工作并不稳定。

　　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父亲带着母亲去电影院看一部俄国电影。之后，他告诉他的朋友，他对她的相貌和个性百分之百地满意。

　　我问母亲她是否对我父亲也百分之百地满意。

　　“我没法说百分之百——起码不是一开始就满意。我理想中的男人要比你父亲高一点、帅一点，更健谈，个性更温和，事业上也更有所成就。”

　　我问我外公是否喜欢他，母亲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她告诉我说，外公警告过她：“这个男人没有前途，没有职业。你跟了他是不会满意的。”外公不准我母亲和父亲约会，但父亲却很执着。他不断地请母亲出来约会。尽管外公不同意，她还是和父亲秘密约会了好几次。一天晚上母亲刚回家，外公一眼看到父亲送她到家门口。外公恼羞成怒，煽了母亲一耳光。据母亲说，那是外公唯一一次对她动过手。

　　那以后，她停止了和父亲约会，但那如其说是外公的原因，不如说是父亲自己的原因。每隔一阵子，父亲仍然会给她打电话。她接线员的工作意味着他随时都能通过电话找到她。那时，整个国家都对未来充满了新希望，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所以我父亲决定报考音乐学院。他明白，高等教育是他成为专业音乐家的关键。在他复习准备入学考试那会儿，他告诉母亲：

　　“周秀兰，有一阵子我没法给你打电话，请你理解。我必须全心全意准备考试。”我母亲自然表示理解，并祝他成功。

　　父亲在头两轮测试中拿了第一名，但还是没被音乐学院录取。母亲向我解释，音乐学院的领导在父亲的申请表里发现了不一致的陈述。在那时如果超过25岁，你就不能报考。父亲当时其实刚刚25岁。一个老师教他填24岁，这样，如果他那次没考上，第二年还能再申请一次。父亲遵从了老师的建议，但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在那一栏下面，他加上一个括号，写上“真实年龄：25”。学院马上取消了他的资格，尽管他在两次考试中拿了第一名。一个愚蠢的、和他的才华全然无关的小错粉碎了他的梦想，我能想像这会让他有多痛苦。

　　那以后，外公完全禁止母亲和父亲见面。在外公看来，这件事证明了郎国任配不上他的女儿。他让母亲退还所有父亲给她的小礼物，而她别无选择，只有服从。

　　我提醒母亲：“可你最终还是嫁给了他。”

　　“我说过，你父亲是个百折不挠的人。他怎么也不放过我。既然他不用再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他就不停地在我上班是给我打电话。有些日子，他要打上五十通电话。他打得太频繁，我简直没法干我的工作了。他会坚持要我陪他去音乐会或看话剧。我跟他讲，我父亲不准，他会说：‘你没必要告诉他。’”

　　由此，他们两人关系中更为隐秘的一段时期开始了。那段时期并不浪漫。起先，我父母两人只是简单的朋友。母亲越来越喜欢和父亲相处，但是虽然她意识到，在艺术上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她也看出他的聪明才智，她还是向他表明，他和她之间没有前途。

　　“‘周秀兰，你别低估了我，’郎国任告诉我说：‘我会有好的前途。我会证明给你看。我会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家。”
　　
　　“因为我自己在艺术上的梦被摧毁了，我不相信他。我不相信他有可能找到一份稳定的搞艺术的工作。

　　“他说：‘我会找到工作。我会赢得你的爱。’”

　　当然，就像其他父亲奋力追求的目标一样，他两样都成功了。空军部队在招收音乐人才加入他们的沈阳空军文工团，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被录用。空军文工团的待遇还不错，工作也稳定。如果他能进去，他就不用被迫在工厂和杂技团干两份工作了。他在沈阳音乐学院找到了一位老师给他上课。有几个月，他没日没夜地练习拉二胡，而且是在户外拉，好不影响其他人。每天凌晨四点开始，直到去上班，每天下班后，再一直练到半夜，日复一日，从没有丝毫松懈。正如他说的，当考试那天，他发挥极佳，终于被空军录用，当上了文工团的独奏演员和乐队首席。

　　外公被打动了。他说：“周秀兰，也许我看错了这个人。他有抱负，有恒心。我不会再干涉你和他的关系。”

　　他们俩的友情迅速发展成了爱情。在我心目中，我爸爸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但当我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理解了，他有激情。我的父母在1980年4月22日结婚，两年多一点之后，我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