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人们深情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之际，讨论领导干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的问题，有助于将榜样的力量化为公众的理念，以焕发中华民族的勃勃生机；有助于澄清是非、甄勘正误，以增强社会价值取向中道德的力量；有助于提高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能力，以推进构建和谐社会宏伟事业的发展。

十几年前，一些领导经常讲“要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平年代讲战斗力，特别是讲领导班子的战斗力，颇有“文革”遗风的味道。所以，近几年有的文章讲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时，提出了“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公信力，要完善民主决策程序，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提高领导班子决策水平。班子成员要增强大局意识、团结意识和配合意识，不断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执行力。”作为领导班子成员，增强大局意识、团结意识和配合意识是十分必要的，但要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执行力却值得商榷。

先说凝聚力。凝聚力一词源自物理学，也叫内聚力，是一种物质内部分子间的相互吸引力。分子间距离愈小内聚力愈大，固体内聚力最大，液体次之，气体则很不明显。在社会学领域，有人把凝聚力定义为：团队使成员积极从事团队活动而拒绝离开的吸引力。这样看来，凝聚力是使相同或相近的分子之间聚在一起的力。那么，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班子内部各成员之间，团结合作，增强合力，形成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二是领导班子与职工群众之间沟通顺畅，使领导班子的决策顺利实施。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也就没有意义了。如此说来，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样一来，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领导班子内部容易造成没有不同意见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无“杂音”，就是“一把手”拍板，其他人同意。久而久之，就会“一把手”一手遮天，所做出的决策也就无所谓集体智慧。经验告诉我们，领导班子越凝聚，也越容易出问题，不是发展为个人崇拜，导致专制，就是形成利益共同体，集体烂掉；二是领导班子与职工群众是天然的不平等主体，属于不同的利益阶层，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价值取向乃至工作中所处的位置及利益分配都不具有同质性。所以，就分子属性而言，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不足以增强与广大职工之间的吸引力。无视或掩盖巨大的利益差距，侈谈增强凝聚力，难以达至干部群众同心同德的状态。也许有人会说，领导干部和普通职工都是团体中的一分子，其工作目标是一致的。但工作目标一致并非分子间合作的唯一条件，也不是决定性条件。从凝聚力的效果看，凝聚也就是粘结，凝聚力越大，粘结得越牢固。在领导班子成员由其上级委任的情况下，成员之间的合作是建立在组织保证的基础上的，没有哪个成员能够游离于组织之外，所以不增强凝聚力也不会各谋其事。而只有彼此利益攸关时，才需要凝聚力来维护班子整体利益。在领导班子与职工群众之间，领导班子成员倒是可以凭借手中的人权和财权，对下属中能够对其言听计从的人，或玩弄权术、或施以小恩小惠的手段，将其“粘”到自己的身边，结成你“经手”我“签批”的盟友。这样的凝聚力不但不需要增强,反而需要消除。

再说向心力。向心力一词也源自物理学，其定义为：使物体沿着圆周或其他曲线运动的力，跟速度的方向垂直向着圆心。向心力是从力的效果来命名的，因为它产生指向圆心的加速度，所以叫向心力。它不是具有确定性质的某种类型的力，任何性质的力都可以作为向心力。实际上它可以是某种性质的一个力，也可以是某个力的分力，还可以是几个不同性质的力沿着指向圆心的合外力。向心力是离心力的反作用力，与离心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离心力是物体沿着曲线运动或作圆周运动时所产生的离开圆心的力。由此可见，向心力是外在的，而离心力才是内在的。要增强领导班子的向心力，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班子成员与“一把手”之间的向心力，二是领导班子与职工群众之间的向心力。前者要求以“一把手”为圆心，其他人都要围着“一把手”转，或者说把“一把手”当太阳，别人都只能当向日葵。后者要么是因为那个群体离心力增加了，不增强向心力就会“散花儿”，要么是使围绕领导转的圈子越来越紧密，让每个“质点”一个不少地围绕领导转。试想，这样的局面会是什么样子呢？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的话说，就是“由公权私有化发展到政权私有化”。“公权私有化”的表现是官员可以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政权私有化”的结果是最高长官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权力资源，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可以打着各种名正言顺的招牌，将公共财富揽入自己的腰包；可以编造政绩对上哄骗，狐假虎威对下欺瞒；甚至可以堂而皇之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浑水摸鱼，从中渔利。另外，增强向心力应该是下属发自内心的行动，不应该由领导提出要求。试想，一个处于中心位置、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要求别人向他靠拢，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所以，增强领导班子向心力之说，只能为构筑和巩固封建专制堡垒推波助澜，与建设民主政治背道而驰。不仅与我党民主集中制原则不符，更与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相悖。

最后是执行力。执行的意思是：实施或实行政策、法律、计划、命令、判决中规定的事项。执行力即执行的能力。衡量干部执行力，就是看实施或实行政策、法律等规定事项的能力。严格说来，执行力本身难于考核，而要通过实施政策规定事项的效果来评价。其中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取决于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业务素质，还在于团队整体素质和团队成员能否戮力同心，以及其他客观条件是否有利于政策、法律规定事项的实施。即使是熟读兵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常胜将军，如果率领一队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也很难打胜仗。但明智的人不会因此就否定将军的能力。当然，在相同情况下，不同的人操作同一事项，效果也会有较大差异。这就要看个人的领悟力－－－即对政策、法律内容的理解和把握的能力，以及对环境条件的认知能力如何。而领悟和认知的能力需要先天禀赋和长期学习积累才能获得，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增强的，更不是靠听一次上级领导讲话或看一份上级机关文件就能提高的。特别是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大环境下，把不利于自己或不利于小集团利益的规定变通执行，然后玩弄泥瓦匠工夫----填平补齐，还能弄得天衣无缝，那么怎样评价其执行力呢？对于一项难于考量的指标，又如何增强呢？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说是增强执行力，就是要对上级要求绝对服从，对上级领导绝对听话，上级的指示就是圣旨，上级让怎么干就怎么干，正确的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战争年代，还有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和平时期，“实事求是”、“发挥主观能动性” 和“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贯彻落实”都是反对教条主义所必须的。所以，要求领导班子增强执行力，要么是上级领导的一厢情愿，结果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要么是让下级机关放弃判断力和能动性，心甘情愿地充当上级的奴才。然而，有哲人说：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度绝不会由一群奴才造成。

如果把分析问题的角度变换一下，从人性入手来探究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执行力的话，同样可以得出否定的结论。比方说凝聚力，假设领导班子与职工群众之间也可以有凝聚力，那么，这种凝聚力并不需要领导干部做什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增强。一如有的昆虫具有趋光性一样，有的人也因趋利避害属性过强而导致“趋官性”。特别是在官本位社会里，“趋官”可以捞到更多利益的情况下，具有“趋官性”的群体还会不断扩大，形成一股势力。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个人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心人物，总会有人趋之若鹜，其中不乏煞费苦心、曲意逢迎的人。如果领导干部的洞察力不强，抑或原本就是小人得志，那么，还用增强“凝聚力”吗？沈阳的慕绥新、绥化的马德没怎么增强凝聚力就有那么多追随者投奔麾下。再说向心力更是如此。领导干部掌握的是政治权力，领导者本人则是政治权力的人格化，理所当然地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其部下的“归属需求”必然导致对政治权力的服从。尤其是一份工作首先是谋生手段的时候，处于被领导地位的人们会主动给自己施加“向心力”而不致被离心力甩出局外。按照美国当代结构主义大师彼特·布劳的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每个人要在“社会结构”中保持原来的位置而不愿下降的话，就必须避免与所在群体的权力中心发生对抗性冲突；而要稳妥地保持原位或者希图获得改善或升迁的机会，就要把自己与权力中心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以，所谓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根本就不需要增强。至于增强执行力，在政治权力的行使基本没有障碍的今天，只不过是看执行者听命上级的程度而已。

如此说来，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执行力”的说法不值得提倡，或者说应该摒弃。

毛泽东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其中了。他还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从党的“十七大”到全国“两会”，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又有了新的进展。机构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政府自身的转型——由管制型转向服务型，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治理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认为：“机构改革后如何来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取决于人，取决于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因此，提高领导者的核心能力已迫在眉睫。领导者职位越高，担负的责任越重，能力建设的要求就越高。”所以，与其强调领导班子建设要如何如何，不如着力提高领导者个人基本素质和能力。那么，作为领导干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起码的能力呢？中华民族的浩瀚历史中有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那些为民请命肝脑涂地再所不辞的人们，那些保家卫国横刀立马驰骋疆场的人们，那些苦心钻研发明创造建功立业的人们，那些爱民如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们，都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现实中的模范人物更是层出不穷，焦裕禄、孔繁森和邓平寿是其中的典范。伟大的周恩来总理更以其无可争议的非凡人生，为这个世界树立了不朽丰碑。虽然已经辞世30多年，但周总理的人格魅力依然征服着亿万人的心灵，甚至让全世界都爱戴之、景仰之、怀念之。揣摩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用时下流行的话语似可概括为：感召力、学习力和亲和力。此“三力”均属于非权力影响力，能够令人因景仰而追随，而不是因权力而服从，更不是因利益而依附。行政权力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默契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拥有和增强非权力影响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此“三力”应该成为衡量领导干部素质的基本标准和尺规，许多干部需要增强的也正是此“三力”。

感召力就是感化和召唤的能力，亦称“领袖气质”，是指一个人具有的人格特质。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对别人具有吸引力并受到拥护。如果担任领导职务，则被称为魅力型领导。早期社会心理学家把领导者的魅力描述为一种不需借助职位权威，就能使旁人感知其非凡才干的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魅力型领导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昂格和康南于1957年提出的。他们指出，魅力型领导者往往具有远见卓识，能够预见未来，具有坚定的自信心，并能够鼓舞他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有高度的个人冒险倾向，能使用非常规策略，有准确的情境估计能力等。心理学家阐述的是领袖气质的外在表现，而我们更需要的是内化了高尚品德的感召力，正所谓“德高望重”。一个人的感召力除了天赋气质，更重要的是品行。有无奉献社会、回报公众的崇高追求，重大困难面前能否挺身而出，工作中能否勇于承担责任，能否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在荣誉和利益面前能否先人后己，生活中是积怨还是积德，是否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都能体现出一个人感召力的强弱。任何人要拥有和增强感召力，都必须从点滴做起，而不能靠口若悬河的嘴上功夫。周恩来18岁只身东渡，探求救国真谛；投身革命后，危难关头，总能力挽狂澜。他在党内、军内和人民大众当中，都享有崇高威望，却从来不为自己谋取一点私利。他甚至把“总理”说成是“总管理员”。一个大国的“总管理员”竟有“惊人六无”―――死而无灰、生而无后、官而无型、劳而无怨、党而无私、死无留言（请点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ffc7e010006sf.html领略一下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吧！如果没流泪，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泪腺是否堵塞）。焦裕禄去世后有几十位农民去给他上坟，引起了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的注意，于是有了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感动着一代又一代干部群众。邓平寿生前的办公室里，每逢人们赶集的日子，总有一些农民去跟邓平寿拉家长，邓平寿也因此掌握了农民最关心的是什么。可见，干部的感召力不在于职务的高低，完全在于个人的德行造化。增强感召力就是要加强道德修养，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吸引他人一道工作，为社会作一些有益的事情。

学习力就是从阅读、听讲、研究和实践中获得知识或技能的能力。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来说，学习力是把知识资源转化为知识资本的能力。学习力是创造力的基础，是一个人拥有知识和才干的标志。学习力由学习的动力、毅力和能力三个要素构成，缺一不可。学习的动力取决于学习的目的；学习的毅力反映学习者的意志；学习的能力则是学习者的领悟力，包括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考察干部的学习力，不仅要看其拥有知识和技能的总量，即所学内容的宽广程度，也要看其知识和技能的质量，即运用其知识或技能在实际工作的有效性；还要看其学习的流量，即吸纳和扩充新知的速度；更重要的是看其知识增量，即学习成果的创新程度以及把知识和技能转化为价值的程度。一个人学习力的强弱及其效果，完全取决于其是否有明确的目标、坚韧的意志和丰富的理论知识以及大量的实践经验。学习的目的不仅是学习的动力，也规定着学习的效果。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多追求“不为良相，则为名医”，这就是他们学习的动力。周恩来总理13岁时就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与一般贫家少年和纨绔子弟读书为发家致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相比是何等境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提起周总理就会有人说：“总理会说好几国话呢！”讲起周总理在重大外交场合的卓越表现，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爱戴之情。今天的许多干部都具有较强的学习力，但确有少数干部学习的动力是为了装点门面，钻政策空子占点儿便宜，于是学了点儿屠龙之术，原本无处用武；有的干部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用假文凭蒙骗组织；有的高官只有学历证书，档案里却没有学籍记录；有的干部个人简历中学士、硕士甚至博士都敢填写，至于什么时间学的，学了什么课程，掌握了什么样的经典理论就不敢细说了。更有甚者，有的干部“不会还不学，不懂还不问”，整个一特大号儿旅行袋－－－就是能“装”。缺乏和忽视学习力的干部应该猛醒了。当今社会被称作知识爆炸的时代，谁不注重提高学习力，谁就可能成为落伍者。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还自以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还掌握着一定权力，就只能误国坑民了。到后来即使能一走了之，留下的也只有骂名。所以，提高学习力是每个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程。

亲和力最早属于化学领域的一个概念，是指两种以上的物质结合成化合物时互相作用的力，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人际关系领域。某人对不特定他人的友好表示很容易被感知和接受，通常就形容这个人具有亲和力。观察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只要不是自闭症患者任何人都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只是亲和力的大小和方向有着天壤之别而已。普通人的亲和力都需要爱心和诚意，作为领导干部的亲和力除了需要对民众的关怀和忠诚之外，还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生前被称为“泥脚书记”、“田坎书记”、“草鞋书记”、“挎包书记”的邓平寿经常说：“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轿车里，农民不会来找我说话办事”。他坚持长年下村，身上总有三样“宝贝”：洗得发白了的黄布挎包、解放鞋和笔记本。他就是穿着解放鞋，走遍了虎城７０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名副其实的“走”。孔繁森本是山东人，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气候条件，就是到西藏去旅游还可能感到不适。可他两次援藏，在那里长期工作，却能与藏族同胞结下深厚情谊，没有与人民大众水乳交融的亲和力岂能如此。孔繁森曾有《红柳赞》一诗自况：“无垠戈壁绿一层，历经沧桑骨殷红，只因根生大漠下，敢笑翠柏与青松”。豪哉！壮哉！这才是伟丈夫形象。说到周总理的亲和力，经典故事，不胜枚举，已然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朽篇章。如今那些不会、不愿，甚至不敢近距离接触群众的领导干部们，不妨看一眼周总理在云南泼水节上与少数民族泼水共舞开心场面的照片，看看他对普通民众那份真挚情感，在为之汗颜的同时，也应该扪心自问了。时下网络上流传“领导像演员，演员像领导”的民谣，本来就有生活原型。工作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干部只在乎西装革履妆扮下的外表形象，即使到基层调研也特别在乎仪表的与众不同。这怎么可能融入群众呢？这样的干部与普通群众如此疏离，又何来亲和力？可也别说，这类干部也有“亲和力”，只是在方向上，要么是能够拔擢自己的上级，要么是能够满足其感官刺激的异性，再就是迎合低级趣味的下属。这样的“亲和力”当然要不得！

全国“两会”闭幕后，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分别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不难预见，这对国家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能力必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所以，增强干部的感召力、学习力和亲和力是完全必要的。感召力强调的是道德操守；学习力体现出学识才干；德才兼备又富于亲和力的人才能更好地融入群众，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作为普通员工，只要具备一般的工作能力也就无可厚非，但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与众不同的优良特质才行。周恩来总理的“三力”已然达至无懈可击的完美境界，即使是与其价值观念不同、政治见解迥异，甚至是将其视为政治对手的人，也不得不为其超乎寻常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将周总理的“三力”奉为圭臬，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们的工作就会事半功倍，也才会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