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誉为“中国良心”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的笔下，“直言谏党”的陈世忠和倪玉贤被称为“第二种忠诚”，这是相对于“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雷锋那种“第一种忠诚”而言的。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30年里，像陈世忠、倪玉贤这类人多半被打成“右派”和“现形反革命”了，也包括刘宾雁。我读中学时的一位老师，就是因为在文革初期的辩论中说了一句“毛主席说的就全对吗？”而被定为现形反革命。近十多年来，深圳的杨剑昌、石家庄的郭光允、鞍山的李文娟等为了追求公平正义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的行为也是一种忠诚，而且也是难得的忠诚。一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每个社会成员的忠诚----各种各样的忠诚。第一种忠诚很容易沦为奴才，而“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度绝不会由一群奴才造成”。第二种忠诚代价太高，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得来的；反腐义士的忠诚很少有人不敬重，但也很少有人学。社会和国家需要不同形式的忠诚，但某些领导者个人却不一定，所以不能把对“领导者”的忠诚理解为对国家和社会的忠诚。如果每个人都对社会忠诚，对国家忠诚，公平正义、高效繁荣的国度还会远吗？如何能不囿于领导或上级的安排，又不违拗领导和上级的意图，创造性地完成本职工作，应该也是一种忠诚。本人的实践可能可以归入这一类。

一、
197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早早来到生产队部，看看队里安排什么活计。因为我是队里的保管员，每天早晨都要早点到队部，说不准谁要用什么农具呀，或者什么别的东西，我得给开仓库。那天早晨生产队长关少鹏对我说，你今天赶那小胶车（当时我们队里有一辆比标准的胶轮马车小些的小型胶轮车，只套一头牛，干些零活）去缸窑买两口缸，回来把稻种泡上，准备育苗。我说后院仓库门前不是有两口缸吗？队长说，那两口缸都裂璺了，不行啦。我带着探寻的口气说，那我锔上行不？队长“嗯？”了一声表示怀疑，接着又说那你就锔吧。

我急匆匆地去关福祯大伯家，跟关大伯借了全村唯一一把伞齿轮传动的手摇钻，又回到家里拿了锤子、钳子和砧子等工具，乐呵呵地要锔缸了。到了仓库门口，我把那两口扣在地上的大缸翻过来，先看看璺有多长，比划着确定做多少个锔子。然后找来一根8号线，砸了十几个锔子，又打开仓库找了一捧白灰放到塑料布上，倒点豆油，和成“腻子”。准备工作作好了，开始小心翼翼地钻孔。因为锔子是手工做成的，两端锔钩间的距离不一致，钻孔时就要先钻缸璺一侧的孔，然后把锔子的一端轻轻地钉进去一截，再根据锔子的实际长度，确定锔子另一端孔的位置。在最后要把锔子钉进孔里之前，在缸璺里外都抹一点腻子，然后把锔子轻轻地钉进孔里，再在锔子两端和侧面也抹上腻子就行了。忙了一上午，两口缸都锔好了，放在阳光下晾着。下午，我挑了几担水倒进缸里，看看还真的不漏不渗，就把稻种泡上了。

第二天我向队长汇报了这件事，队长特别高兴，还特意到队部后院的仓库门前去看了看。饲养员高永禄知道了我锔缸的事，微笑着叫我的小名说，你还真行，跟谁学的，咋还会干这活呢！我没有按照队长的安排去买缸，而是把两口破缸锔上，给队里省了钱，心里特高兴。

二、
也是1977年，大概是夏秋之交的一天早晨，队长让我去供销社买一把喷雾器，我说，仓库棚顶上有两个呢，还用买吗？他说那两个都是坏的，不能用了。我说，那我上去拿下来看看能不能修，要是能修就不用买了呗!队长笑着说行。说完我就去找梯子，爬到仓库棚顶，把两个旧喷雾器拿了下来。因为棚顶有很多灰尘，弄了我一身的灰吊，喷雾器上也尽是灰。我把两个喷雾器擦了擦，然后试试打气筒，那打气的手柄往下摁时一点阻力也没有，我寻思可能是皮碗不行了。我回家取来钳子、扳子和螺丝刀，先把打气筒上端的顶盖卸开，拽出长杆一看，装在杆端的皮碗果然坏了。我把那坏了的皮碗卸下来，看了又看。这皮碗自己不能做，我只好骑自行车到供销社去买了。好像只花了几角钱，我还多买了几个，预备以后更换。换上新皮碗，拧上顶盖，试试打几下气，好像行了。我把喷雾器灌满水，然后打足气，一拧阀门，真的喷雾了。

那一年，我们队里没买新的喷雾器，也没耽搁喷洒农药。当时的喷雾器可是挺贵的，比泥缸贵多了。

三、
1984年春天，科长丁振邦拿着一张零件图对我说，这是变压器支架，可能需要四套模具才能做出来，以前咱们做过这种形状的，就是尺寸不同。你到车间模具库看看，那里有可以参考的模具，一边说一边把零件图递给我说“你设计吧”。我拿着零件图就去模具库，在模具库许师傅的引导下，找到了可以参考的那四套模具。左看右看，好像要把它们印到脑子里。回到科里我就琢磨，那四套可以并作两套，这样既可以节省模具制造费用，还可以节省冲压零件的工时，四套变两套，不是提高工效一倍吗。于是开始构思，在图纸上画草图，搞了一上午也没定下来。下午我又到模具库反复看那四套单步冲压模，晚上又仔细地计算了细长孔的冲压力和凸模强度，合并两套复合模的想法基本确定下来了。第二天，我跟模具设计组的组长关荣光说了我的想法，也跟科长说了。科长迟疑了一下说能行吗？关荣光说可能不行，原来搞的那套是咱们去无锡考察的，他们就是用四套单步冲模完成的。我坚持说，能行。科长想了想说，那你就试试吧。大概是搞了一个来月，图纸完成了。经过组长的复核、标准化室的审查、工艺员的审查，最后由科长批准，算是交差了。

设计虽然完成了，但施工过程中，我一点也不敢放松，几乎天天到车间去几趟，和模具钳工师傅沟通，还跟热处理的钱师傅一起研究刃口淬火的事儿。还好，两套模具做完了，试模成功。当时心里特别高兴，那种成就感真让人陶醉。但回头想来，那是冒着失败的危险的。与之前设计轴承油封骨架复合模不同，那次虽然是在四个人每人一套的设计任务中，我设计的那套是唯一一套一次试模成功的，但没有什么超越常规的创新，只是精准细致一些而已,而这次设计是有所突破的。

四、1997年春天，我在调统科做专题调研工作。按照科内年度工作安排，我得写一篇全市春耕备实的调查材料，主要是反映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投放贷款支持春耕、生产资料公司农资购进和销售情况。当时,市行机关还有计划科,他们也搞这类材料,而且是每年都搞,已成惯例。过去一般都是两个部门联合搞，然后出一份材料。我觉得两个部门搞一个材料没什么意义。况且,这样的东西即没人看也不中用。于是决定自己出去走走,看看能不能找点儿新东西。

我到市农行营业部信贷科找到邵建华同志，说明来意，请他帮忙。小邵先向我介绍了生产资料贷款投放情况,然后带我到市生产资料公司走访。在生资公司，经理赵凌霞向我们介绍了农民卖种子没得着钱，没钱买化肥，生资公司化肥卖不出去，还不上贷款的情况。因为铁岭市农科院玉米育种很有影响，铁岭市种子公司也是自繁自销,所以周边地区的农民大都搞玉米育种,特别是东部山区几乎全是种子田。听了生资公司经理的介绍，我和小邵商量，决定到种子公司看看。在种子公司，财务科王科长说，我们把种子卖到山东和河南了，货款还没回笼，公司领导全都出去要账去了。这几天农民到公司来，吵吵闹闹地要钱，听说有的人还到政府去讨说法。听到这,我说,不能先贷点儿款吗?王科长说农行没规模，贷不了。我问小邵：种子公司信誉怎么样?小邵说：信誉没问题，就是我们没规模。我说是不是可以这样搞：由农行牵头，让生资公司和种子公司联手，跟乡镇政府或村屯联系，通知育种农户，凡是需要买化肥农药的，可以到种子公司开票，到生资公司提货。然后由农行给种子公司贷款，种子公司当即付生资公司化肥款，生资公司当即归还贷款，等到种子公司的货款回笼再还贷款。这不就即不超规模又解决问题了吗？小邵说：可以，但需要人民银行同意。我说人民银行没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呀。王科长说那可就好了。于是小邵回行里跟领导说明了我的建议，农行领导当即决定操作。

经过农行、生资公司、种子公司和城市周边乡镇政府领导的共同努力，这种环型运作，很有成效。5月份，我到农行、种子公司和生资公司回访，他们都非常高兴。农行小邵向我介绍说，这种办法多方受益，盘活资金526万元。种子公司领导说，有近万户农民及时购买了化肥农药，没耽误种地，稳定了育种基地。最得意的要数生产资料公司的经理赵凌霞了，她说,这招儿太好了,要不然,化肥那东西它挥发,每天都掉库,卖得越慢损失越大,再说我们的贷款都是短期的,逾期还有罚息。因为这件事办得好,我和经理的交流也很自然，顺便我还和她探讨了其他有关金融服务的问题，很有收获。根据这一情况，我写了《环型作运　一举多得》在《辽宁金融调查与分析》上发表，后又在辽宁省委办公厅信息处的内部刊物《政策参考信息》上发表，编辑还写了编后话予以肯定。

文章发表后，市农行的领导派信贷科长找我要省委的刊物，说是向省行报材料。本行办公室也把这件事当作一项调研工作的成绩写进了全行年度工作总结。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当时有一位科长认为我的建议是支持了企业发行代币购物券,扰乱了金融秩序。我解释说,提货单不是代币购物券。因为种子公司开票时,已经按照农户的需要,确定了是化肥还是农药,商品的数量是确定的,金额也已经确定。这样的商品流转即没有税款流失,也没有个人消费掩盖团体购卖的问题。再说了,不是要用“三个有利于”来衡量改革吗？经济工作也应该讲求实效啊！这样操作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受伤害,各方都满意,有什么不好呢!

时光荏苒,转眼已经过去十年多了。这篇稿子，当时因为急着报出去，几乎没怎么修改，从文字上说质量很差，可以说没有一点儿文采。偶尔翻翻过去发表的文章，最不愿意看的就是这一篇。但从其实际价值来看，却不失为一篇记述较好的金融业务活动的稿子。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在我看来，由于我的工作，能给生资公司、种子公司，特别是近万户农民带来有益的影响，我心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