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愁

1971年秋，我们辛勤修理地球已经两年有余，公社传来了要在知青中招收青年工人的消息。招工的消息像一股春风传遍了广阔天地，知青们兴奋起来了，就连老乡们也说：知识青年是下来镀金的，呆不长的。

我心里并没有让这好消息所激动，人贵有自知之明，好事是轮不到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三～四年能够出去就算不错了。果然，各大队中那些“根正苗红”的、“表现好”的、务农时间超过两年的知青分批分期离开了生产队。虽然自己没有“资格”在第一批参加城市工作，不管怎么样，只要自己努力劳动，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希望还是存在的。

可是，事与愿违，一年接一年的招工，根本没有我们的份。农村各级干部聪明起来了：反正知青们总是要回城市的，为什么不抓紧时间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推荐出去呢？于是，每次招工，农村青年都要占招工指标的60％以上。就是“红五类”的知青想出去，也得千方百计地讨好生产队、大队、公社各级领导，有任何一级领导不在你的《推荐表》上签字你就别想参加招工体检。某些大队领导和分管知青工作的公社领导就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舞弊，“走后门”之风和迫使女知青“献身”之风越吹越烈。1973年五月后，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公开发表，导致了大批农村干部落马，我在的公社武装部部长也被判了重刑。

眼见回城的希望破灭，属于“黑五类”的知青们绝望了。劳动态度不再积极，经常聚集在一起借酒浇愁或者唱一些“封资修”的歌曲消愁。1973年夏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文革初期停止招生的各大学重新招生的消息 。这对我们这些无路可走的老知青们来说无疑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 ，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好好考试，不信农村青年和“红五类”知青的成绩比我们好，还开玩笑的说准备“曲线救国”吧。

没想到的是，参加 高考还是需要“贫下中农推荐”才有资格参加考试，所有希望彻底破灭了。更让人意外的是，《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专论，报道并发表了辽宁省兴城县知青张铁生参加高考时的一份“白卷”。至此，深得人心的恢复高考工作就偃旗息鼓了，代替而来的是由农村、工厂、部队推荐免试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年纪大一些的朋友可能看过一部叫《决裂》的电影，其中讽刺科学知识是“马尾巴的功能”，只要能够用红笔书写“毛泽东思想万岁”就拥有入学资格了。

回城无指望，入学没资格，愁断肝肠也无人可怜，一些老知青开始做“扎根农村”的准备了。您别看“黑五类”知青在政治上无路可走，可作为“上门女婿”还是受一定欢迎的（如果女方属于贫下中农的就不会“屈尊下嫁”），壮劳动力嘛。在当时的农村，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工分，何况知青还有一个城市家庭做“后盾”呢。“家庭成分”高的农村姑娘也喜欢找一个“识文断字”知青，而女知青却非找一个“根正苗红”的家庭了，其目的是不让后代也像自己一样在政治上受歧视。我插队的大队某生产队一位家庭出身是小商的女知青就嫁给了生产队长的儿子了。

另外一位男知青（家庭出身是自由职业）结婚有点戏剧性。他与本生产队的一位女青年关系不错，勉勉强强算得上是在恋爱吧。在一次劈柴的劳动中，男青年使用的斧子突然脱柄飞出，斧子头正巧砸在那位女青年的脸上，把上嘴唇划开了一个小口子。这本来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女青年的父母不依不饶，说女儿“破相”了，以后难以出嫁，非要男知青与自己的女儿结婚不可。男知青无奈只好答应了，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大队领导骄傲的宣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了革命接班人。我们老知青们只有苦涩的一笑。

愁，仿佛就是我们这些被光明遗忘的老知青唯一拥有的东西了。

                  附当年张铁生的一份“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