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苦

如今流行一句话：“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是啊，当年红军确实是非常艰辛，可那是战争年代呀。而知青上山下乡期间，那是建国已经20年了啊，还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切都凭票供应，有时候有票也没商品供应，商店货架上虽然品种繁多，可都是“样品”。如果您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有人在排长队，您别问在卖什么，赶快排队去，其供应的商品肯定是您需要的。要是在农村，别的不说，就粮食你就吃不饱，“糠菜半年粮”绝对不是夸张。

当年国家一切都是计划经济，农村也不例外。水田种什么水稻品种，株距要达到多少寸。旱地种什么杂粮，品种是什么，统统由上级说了算。连社员的自留地种什么，种多少，家禽家畜养多少只（头）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你胆敢阳奉阴违，“计划外”行事，大队、公社的“学习班”就让你参加，皮开肉绽的“触及灵魂”及无偿的“义务劳动”，不怕你不老实。

我们生产队地处丘陵山区，水田有保水田、有“望天田”，甚至还有深至没顶的烂泥田，村民们从老辈子就知道什么田该种什么品种。可上级就是指令性地统一插种平原地带的“广选三号”，株距不能超过5×6（寸），大队、公社干部还下乡到田间地头来检查。

“广选三号”在小盆地和梯田上还是可以的，但在山冲里面的烂泥田里也如此推广就不可理解了。以前在烂泥田里种水稻，是一种高杆、根须长的老稻种。这种水稻耐水寒，不需要什么特别追肥，易田间管理和收割，一造亩产在400斤左右。插田时，先将秧田的水放干，待泥土稍轫，使用特制的“秧铲”在秧苗根下一寸处，连泥带秧成块状铲起，放入特制的“秧盆”里（直径约60公分，圆底）。在再在盆口横放一块木板，人的屁股坐在木板上，两脚伸在烂泥里，两手将一平方寸大小的秧块投放到泥面，用脚蹬泥盆往后退，有如倒退划船一般。这样人不会陷入烂泥里，人移动时，块状秧苗不会倒、不会浮起。可“广选”却是需要肥料高温的品种，插田和田间管理累人不说，亩产能达到200斤就不错了。几年的瞎折腾，尽管每年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却成反比下降。

在社员的自留地里，种比较“高档”的蔬菜品种也有规定，什么“黄芽白”、“介篮包”不准超过多少棵（当然普通的瓢菜、苦马菜就没有规定）。饲养鸡鸭鹅兔，则按家庭人口多少而饲养多少只。如果突破了规定指标，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队就要在该生产队召开“现场会”，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

这还不算，上级对生产队下达了粮食生产的任务指标。在收获期间，上级还派人来“核产”，实际产量达不到的，就将旱地里收获的红薯、芋头、玉米等杂粮，以及稻谷晒干后，木风车吹到旁边的“二口瘪”一起统计，按一比四的比例折算好粮食上报。

“双抢”尚未结束，征收公、购粮（也就是如今的农业税，法定必须交的两项粮食。）的工作也开始了。生产队必须按所拥有田亩数的比例上交晒干扬净的好原粮。如果公社领导头脑发热想夺取“先进锦旗”，各生产队就要再交“双超”或者“三超”粮了。这样一来，生产队还能剩下多少粮食给社员作口粮呢？第一年我们生产队壮劳动力一年每人还能分500多斤粮食，到后来每人一年分不到400斤（按脱壳后七成计，也就是不到300斤大米）。粮食不够吃，收获红薯时将其刨丝晒干，掺入大米中做饭；木薯收获后泡水一星期，切片晒干打成粉（这原来是作为喂猪的饲料的），采摘野艾叶搅拌做成粑粑吃。

当年没有什么油水，数月没闻到过肉腥味，年轻人一顿饭能吃一斤大米，这点粮食让每天艰苦劳作的人怎么过日子啊？尤其像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知青们来说，简直是走投无路了。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生产队的每个工分值仅有2～3分钱，壮劳动力每天最多挣到12个工分，辛苦劳作一年下来，“产值”不到100元，年终结算还倒欠生产队的钱，领取口粮还得掏钱。

1973年4月25日，一封回信震动了全中国。这是福建省莆田县的一位叫李庆霖的老师，将儿子上山下乡后悲惨的生活状况向毛主席“告御状”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回信原文如下：“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主席的回信给知青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了一些改善，粮食不够吃的人，每年开春青黄不接时，可以得到部分粮食指标供应，但是必须自己掏钱去粮食部门买。

虽然李庆霖老师在文革结束时被判重刑（好像是无期，现已减刑释放了），但是他当时的一封信给知青们改善了生活环境，老知青们对他还是感激不尽的。

毛主席和李老师的信我至今记忆忧新，下面附上，让感兴趣的朋友们一阅。

（可惜啊，李老师的信字太多，博客屋最多只能贴8000字，粘贴不下，只好割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