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是高中时最欣赏的一首诗，就是陈然烈士所作《我的自白诗》。每读一次，都使我十分感动。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但,陈然为了气节和理想,他选择了舍生取义.即使他没写,照样令人感佩.当今只说不做的、一遇考验就趴下的人写再多华丽的革命诗的,也不会让人佩服。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颈求一快，不负少年头。”这首诗的作者是谁？不告诉你，打死你也不会猜得出来。他就是有民国第一汉奸之称的汪精卫。这个人的名字，搜遍中国历史，恐怕也只能找出一个秦桧方可与其并称。如是一个人，果然能写出那样一首诗？尤其是末两句，何其干净，无所求，不说教，好像能这样死是一种天大的荣幸，有点儿玩世不恭，却又蕴含着一种赤子的天真。 

    我想：如果汪精卫当时真的死了，他也许会名垂青史，像黄花岗的烈士，尽管知名度要相对小些，总不失为一条好汉。可是由于命运的捉弄，没教他死成，反而把他由英雄改造成了汉奸，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怜的人，本来那么纯真，却终于给命运推置到了如此一个龌龊的处境中去。
    人本来就是很难自己控制自己的，何况是处于一个极度混乱的时代，一个极度混乱的群体。我相信那时的中国人百分之九十几都没有真正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像张宗昌那号人物，尚有：“大炮开兮轰他娘，危如海兮回家乡，安得巨鲸兮吞扶桑。”这样的“佳句”，如果只论诗，这根本是胡闹，但多多少少也表达出了这个人的一点点爱国之心。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这一正气凛然的词句，当时就被人称做热血谱写的革命战歌，激励了无数后人为之奋斗。夏明翰所走的革命道路，在当时的人乃至今人看来，都是极不平凡的。在中国近代阶级剥削压迫深重的社会中，他本人的出身原来属于地主阶级，却在后来坚定地成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先锋，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动组织者之一，直至为此殉难而不悔。这种行为，恰恰表现出代表先进阶级的革命思想的巨大感染力，以及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能量。
    诗是人性的流露，我们可以从诗中领会出诗人当时的心境，如文天祥的深沉，夏完淳的不甘，谭嗣同的磊落，吉鸿昌的无奈，与及夏明翰的傲漠，而汪诗中所表达出来的却是一种真正的潇洒与快意。任何人都有表达自己至性的权力，昔人已矣，是非功过尽由他人去纷纭传说，惟有他们一曾有过的心境，却一直凝结在这几首诗中。 
    在中国千年的黑暗社会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封建文人也有对此不平者，然而阶级的局限不过使他们多少有点怜悯而已。夏明翰少年时代对家中轿夫、女佣产生的同情，开始也是出于此。但慈善与施舍不可能改变社会面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终于告诉了先进的国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条根本出路——“剥夺剥夺者”。于是，夏明翰领导着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者，呼出了要“造反”、要“共产”的呐喊。当然，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定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名词，根本意思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来解决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但是，在当时中国的贫苦农民的口中，“共产”主要被理解成一个动词，就是要把土豪劣绅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共”，以此解决生存（当时还谈不上温饱）这一最低层次要求。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这恰恰能形成“红旗卷起农奴戟”的革命风暴。夏明翰的可贵，正在于他成为掀起这一风暴的先驱者，并以他那“砍头不要紧”的气概谱写了最雄壮的战歌。